我闺蜜花光所有积蓄去削骨，现在连胡萝卜都嚼不动了。
深夜两点，手机屏幕在黑暗中突兀地亮起。又是孙菲菲。这已经是这个月第十七通电话了。我按下接听键，还没开口，那边已经传来压抑的、破碎的呜咽声。
“文儿，”她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，“我刚刚对着镜子试了三个小时……我笑不出来了。”
她停顿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。然后我听见很轻的一声：“我连咬胡萝卜都觉得下巴要裂开。”
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，我握着手机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在上海那家整形医院走廊里闻到的消毒水味。那种味道很特别，混合着焦虑、期待和某种金属般的冰冷。孙菲菲当时攥着我的手，手心全是汗，却笑得眼睛发亮：“等拆了绷带，我的人生就要重新开始了。”
她不知道，有些重新开始，其实是往更深的深渊里跳。
孙菲菲是我初中同学。在北方小县城的中学里，她像个误入灰扑扑世界的精灵——皮肤白得透明，头发却是枯草般的黄，永远剪得参差不齐，因为是她自己对着镜子胡乱剪的。
初二那年，班里最有钱的男生追她。每天课桌里塞满巧克力、进口饼干、包装精美的笔记本。孙菲菲看都没看，全部分给了前后桌。男生觉得丢了面子，开始散播关于她的谣言。最恶毒的一个版本是：她妈在城里做见不得人的生意，所以她才有那股“骚劲儿”。
校园暴力像瘟疫一样蔓延。她的书包被扔进厕所水槽，作业本被撕碎撒满走廊，放学路上总有人跟在她身后学她走路的姿势。有一次，几个女生把她堵在楼梯转角，揪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。我路过时看见她蹲在地上，校服领口被扯开，露出瘦削的锁骨。她没有哭，只是抬起眼睛看我，那眼神空得让人心慌。
“我们能做朋友吗？”第二天课间，她递给我一颗大白兔奶糖，糖纸已经揉得皱巴巴。
那颗糖特别甜，甜得发苦。从那天起，我们成了彼此唯一的朋友。她聪明得惊人，数学题看一眼就能解，语文课文读两遍就能背。老师要求周末补课，每人交三百块，她站起来说：“我不去。”全班寂静。老师脸色铁青：“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？”
“我能考年级第一，”孙菲菲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钉在空气里，“不需要补课。”
她真的做到了。连续三次月考，她的名字挂在红榜最顶端。那些欺负她的人渐渐散了，老师看她的眼神复杂——既厌恶她的桀骜，又不得不承认她的天赋。那时候她常说：“我要考最好的大学，去最大的城市，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后悔。”
中考前三个月，她父母从城里回来了。我去她家找她，第一次见到那间租来的地下室：十平米，没有窗户，一张床占了大半空间。她妈妈坐在床沿抹眼泪，她爸爸蹲在门口刮彩票，地上散落着几十张废票。空气里有霉味、汗味和劣质烟草混合的味道。
“他们要离婚，”孙菲菲把我拉到巷子口，黄昏的光照在她脸上，一半明一半暗，“我妈说我爸在城里赌光了所有钱，还欠了债。我爸说我妈跟了别的男人。”
她踢着脚下的石子，忽然笑了：“文儿，你信吗？我昨晚做梦，梦到我住在一个有落地窗的房子里，阳光能照到每个角落。”
中考她发挥失常，没能去成省重点。一所私立高中给她减免了学费，她去了市里。我们开始写信，她的信总是很厚，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。信纸里有时会夹着干枯的桂花，或者她叠的纸星星。
“我们宿舍四个人，除了我，她们都用最新款的手机。周末她们家长开车来接，去商场买衣服，一件裙子够我三个月生活费。我不敢和她们一起吃饭，因为食堂最便宜的菜也要八块钱。”
“今天有个男生送我回宿舍，他爸爸是开矿的。他问我用什么护肤品，我说大宝。他笑了，说‘你真可爱’。我知道他在笑什么。”
“文儿，我好像病了。每次经过商场橱窗，看见里面反光的自己，都觉得那个人好陌生。头发这么黄，脸这么大，衣服这么土。我想把自己敲碎，重新拼一个。”
高三那年，她信里开始出现男人的名字。最常提的是一个姓李的老板，四十岁，做建材生意。“他带我去吃过最贵的日料，一片鱼生要两百块。他摸我手的时候，我假装没感觉到。他说我单纯，和别的女孩不一样。”
我知道“不一样”是什么意思。她寄来过一张合照：在KTV包厢里，男人挺着啤酒肚，手搭在她肩上。孙菲菲笑得眼睛弯弯，可嘴角的弧度很僵硬。
高考前一个月，她打电话给我，背景音嘈杂。“我在医院，”她声音很平静，“刚做完手术。孩子是他的，但他老婆发现了。他给了我五千块，说以后别联系了。”
我坐火车去市里看她。她躺在私立医院病床上，脸色苍白如纸。看见我，她第一句话是：“我查过了，削骨手术要八万。等我攒够钱，就去把脸型改了。脸小了，命就好了。”
大学她读了护理专业，三本，学费每年两万四。她父母跟着她到了大学所在的城市，在城中村租了间铁皮屋。她妈妈在食堂打零工，爸爸还是每天买彩票。
孙菲菲开始疯狂打工：食堂打饭、发传单、超市收银、给小学生补习。同时她没放弃找“出路”——酒吧、夜店、交友软件。她锁骨上多了个蝴蝶纹身，彩色的，覆盖着一道浅浅的疤痕。“上次那个男人喜欢，”她说，“他说这样性感。”
大四实习，她被分到一家三甲医院。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，给病人擦身、倒尿袋、换床单。最累的时候，她靠在储物柜上就能睡着。但她说值得：“留在这里，一个月能有六千块。六年我就能攒够手术钱。”
2022年春天，她兴奋地告诉我：“钱攒够了！我在APP上找到一家上海的医院，案例特别自然！”她给我发来链接，页面设计精美，术前术后对比图震撼，评论区全是“重生”“感谢医生”的赞美。
我陪她去了上海。医院在浦东一栋高档写字楼里，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，前台姑娘笑容标准得像空姐。咨询师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女人，穿着香奈儿套装，说话温柔又有力：“你的下颌角确实偏宽，做完之后气质会完全不一样。我们院长是韩国进修回来的，做过三千多例，零事故。”
手术前一天，孙菲菲在酒店房间里对着镜子比划：“这里削掉三毫米，这里推进去一点。文儿，你说我留齐肩发还是长发？”
我没告诉她，我偷偷查过资料：下颌角手术是四级手术，最高难度级别。如果伤到下颌神经，可能导致永久性面部麻木、咀嚼功能障碍。我也没告诉她，我在医疗纠纷论坛看到过那家医院的另一个名字——三个月前有患者投诉术后感染，医院赔了钱，但要求签保密协议。
手术持续了六个小时。我坐在等候区，看着窗外天色从白到黑。护士推她出来时，她整张脸裹着纱布，只露出肿胀的眼睛。麻药过去后，她开始吐血。暗红色的血浸透纱布，滴在病号服上。她不能说话，在我手心写字：“疼。”
更疼的在后面。术后第三天，她发现嘴角歪了。第七天，拆掉部分纱布，她对着手机前置摄像头尖叫——左右脸不对称，一边高一边低。医生解释：“还在肿胀期，恢复三个月再看。”
三个月后，她发来视频通话。镜头里她努力想笑，但右边嘴角只能微微抽动。“我觉得不对劲，”她说，“下巴这里像塞了块石头，硬邦邦的。吃饭只能吞流食，稍微用点力就疼。”
我们去复诊。院长亲自检查，语气轻松：“神经有点水肿，慢慢会恢复的。给你开点营养神经的药。”药很贵，一盒八百，要吃半年。
去年暑假那通电话后，我又去了她家。她现在和父母住在城郊安置房里，三十平米，月租八百。她失业了——因为面部表情不自然，多次被病人投诉“态度冷漠”。她去应聘别的工作，面试官总盯着她的脸看：“你这边脸是不是有点僵？”
她给我看手机里的照片：削骨前的她，脸确实方，但笑容灿烂，眼睛里有光。现在的她，脸小了，尖了，符合所谓的“网红脸”标准，但眼神是空的，像蒙了一层灰。
“最难受的不是疼，”她摸着下巴，“是那种失控感。我以前能大口啃苹果，能哈哈大笑，能做鬼脸。现在每次吃东西都要计算角度，笑的时候要用手扶着下巴。我好像被关在这张脸里面了。”
她打开冰箱，拿出一根胡萝卜。“你看，”她用力咬下去，胡萝卜只留下浅浅的牙印。她试了几次，最后放弃，把胡萝卜扔进垃圾桶。“上个月我去相亲，对方是个开理发店的。吃饭时我全程喝粥，他问我是不是减肥。我说牙不好。他说‘年纪轻轻牙就坏了？’后来就没联系了。”
黄昏的光从窗户斜照进来，在她脸上投下阴影。她忽然说：“文儿，你知道我最怀念什么时候吗？是初三那年，我考了年级第一，你在校门口等我，递给我一根绿豆冰棍。我们坐在台阶上吃，你跟我说‘菲菲你真厉害’。那时候我觉得，我什么都能做到。”
而现在，她连痛快吃一根胡萝卜都做不到了。
上周孙菲菲发来消息，说她报名了线上课程，学平面设计。“总不能一直闲着。”她说。聊天框里，她用了很多表情包，那些笑脸、加油、拥抱的图案，一个接一个跳出来。
但我记得最后一次见面，她送我下楼时说的那句话。那时夜幕低垂，路灯刚刚亮起，她站在光影交界处，声音很轻：
“我总以为换张脸就能换种人生。现在才知道，有些东西碎了，就真的拼不回去了。”
风把她额前的头发吹起来，露出那道从鬓角延伸到下颌的疤痕——很淡，像一条细细的灰线。那是手术切口，也是她为自己画的牢笼边界。
而我站在马路对面回头看她，突然想起十五年前那个午后。初二（3）班教室，她被推倒在地，校服沾满灰尘。我走过去想拉她，她摇摇头自己爬起来，拍了拍裤子，然后对我露出一个倔强的、完整的笑容。
那个笑容上海股票配资公司，价值八万。不，或许更贵——它透支了一个女孩对未来的全部想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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